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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学任务”五花八门 教师们如何才能安静地

更新时间:2023-11-15

  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

  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

  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

  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

  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

  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

  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

  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

  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

  “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

  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

  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

  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

  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

  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

  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

  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

  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

  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

  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

  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

  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

  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

  “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

  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

  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

  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

  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

  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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